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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据说，有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与“二次革命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前者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十月革命，而且要领导二月革命，以便由二月革命紧接着就不间断地转向十月革命；而后者则放弃二月革命的领导权，等于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任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十月革命。然而，这种看法大概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要说陈独秀依据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二月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错，陈独秀何错之有？何况陈独秀也并非不想要所谓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公开利用党内合作的条件从国民党内部来夺取其领导权又势必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民主革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想像一下中国可能也将不得不像俄国那样，经历一个从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革命劳农政府的转变，又何错之有？
关于领导权问题要随着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应该能够有所了解了。毛泽东当时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即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也还相当慎重，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说法。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同在1923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比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更为悲观。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如果我们说陈独秀主张的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那么毛泽东呢？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1924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200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以致从1923年10月以后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9个区委会，64个支部，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30余人，目前主持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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